毛泽东

维基语录,自由的名人名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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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湖南湘潭人,中国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战略家和诗人,第一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毛主席语录》及《最高指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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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

论马列主义[编辑]

  • 历史上的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
    ——1939年4月,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相当于墨家的信条“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 变种:“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归纳起来就是一条——‘革命无罪’;毛泽东思想千句万句,总结起来就是一句——‘造反有理’。”

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编辑]

  • 哲学讲半个钟头就行了,讲久了反而讲不清楚。
    ——毛泽东在一次汇报时的插话(1964年3月)

立足实践知行统一的认识论[编辑]

  •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1937年7月)的结尾
  •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和真理性的标准。
    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毛泽东《实践论》
  •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的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01页
  •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年5月),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稿时在十个问题前面加写的一段文字
  • 情况是逐渐了解的,需要继续不断的努力。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2]:378
  • 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1964年8月24日)
  • 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3]:198[4]:215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编辑]

  •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
  • 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3]:197[4]:215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
透过现象看本质
  •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

唯物辨证法[编辑]

  • 问三岁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就是小孩的判断。妈妈是个别的,人是一般的,这里面有同一性,这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统一。这就是辩证法。所以说,三岁小孩也懂得矛盾统一,懂得辩证法。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二次讲话(1958年5月17日)
  • 中国人是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三个两个,甚至十个八个,象航空母舰一样。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三次讲话(1958年5月20日)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编辑]

  • 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
    ——〈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5]:839
  • 一个矛盾克服了,又一个矛盾产生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总是有矛盾存在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56年4月29日[6]:66
  • 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自古以来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正因为世界上有坏的东西,我们才要改造,才要做工作。但是我们不会把一切都做好,否则我们的后代就没有工作可做了。[6]:69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1956年6月28日)

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编辑]

对立统一规律[编辑]

“一分为二”二分法及相关争论[编辑]
  • 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党内团结的辩证法》(1957年)之结论

1964年,杨献珍强调了“合二为一”的哲学命题,被毛泽东注意,受到政治批判。1979年后,中国哲学界认为对“合二而一”的政治批判是不合适的。

相信物质无限可分[编辑]

[7]

  • 据徐涛的回忆:1953年,20多岁的徐涛被分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当保健医生,跟主席在菊香书屋前面的小院子散步时,谈到了物质结构的问题。毛主席说:“墨子在公元前5世纪就提出‘端’是组成物质的最小成分,比外国人提得早。”问徐涛:“‘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句话你听说过吗?”徐涛说不知道。主席说:“这出自《庄子》。据说古希腊人德谟克利特是原子论的主要代表。在古希腊文里,原子就是不可分割的含义。古代化学家为了适应封建帝王的要求,搞点石成金或炼长生不老丹,都走了邪路,所以对原子的理论没有深入,直到18世纪还一直认为原子就不能再分了。”又问徐涛:“后来‘原子不可分’的论点又是怎么打破的?”徐涛简单地向主席介绍了门捷列夫的“周期率”以及居里夫妇对放射性元素的研究,都不断证明原子内部还有着更复杂的结构。主席听完,用肯定的语气讲道:“你看他们的头脑就是好独立思考,不跟别人脑子走,不信原来多年的成说,不怕名人权威。”当徐涛讲到卢瑟福的原子构造理论时,主席说:“正是此人发现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还是此人提出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不带电的中子组成的设想。”接着,主席又提出问题:“你说这质子、中子还能再分吗?”主席很肯定地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物质无限可分,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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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和钱三强谈话时正式提出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毛泽东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钱随口答:“是这样。”毛又问:“那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只好照实答:“这个问题正在探索中。根据现在研究的成果,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毛略加思考后说:“我看不见得。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这是一位政治家的哲学预言。英国理论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在他的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演说中预言了反质子的存在。1955年,美国物理学家埃米利奥·塞格雷和欧文·张伯伦通过粒子加速器实验发现反质子,二人因此获195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56年,美国物理学家布鲁斯·考克又发现了反中子。)
  • 1963年8月,《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复刊第一期刊登了从俄文转译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该文提出基本粒子并非最后不可分。毛主席看后,极为赞赏。8月18日,毛主席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提到坂田昌一的论文,并阐发了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8月24日,主席又将周培源于光远请到中南海,谈到了坂田昌一的文章。
    • 龚育之的回忆:1964年8月18日下午,在北戴河中央开会的地方的一间大房子里,毛泽东同龚育之等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毛泽东说:“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才二三十年。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裂,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离子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
    • 于光远的回忆:1964年8月,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国际科学讨论会,日本来了一个既有自然科学家又有社会科学家参加的代表团,团长就是坂田昌一。8月19日,毛泽东接见各国代表团。由于坂田在整个到会的科学家中间的学术地位是最高的,到会的科学家与毛泽东第一个握手的就是坂田。在握手时,毛泽东对坂田说了一句话:“你的文章写得很好。”1964年8月24日下午,毛主席接见于光远和周培源,要周培源讲讲基本粒子是怎么一回事。周培源讲了五六分钟比原子更小的粒子。他一面拿着画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的示意图,一面向毛泽东讲解。毛泽东讲到过一个观点:“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发生出来,人类是发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发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说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阶段。
  • 毛泽东晚年在会见旅美中华民国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时讨论了基本粒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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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1977年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谢尔登·李·格拉肖提议:“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运动发展观[编辑]

新陈代谢规律[编辑]

  •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
    ——《矛盾论》
  • 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链出来的。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8]:704
  • 旧的东西要一下子去掉很不容易,新的东西要一下子接受也不容易。
    ——〈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已的命运〉(1955年10月27日)[9]:489
  • 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既有生就有死。
    ——〈农村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
  • 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
    ——〈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
  • 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1956年7月14日)[6]:71
  • 什么东西都是旧的习惯了新的就钻不进去,因为旧的把新的压住了。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10日)[6]:261
  • 你们在座的都比我年轻。世界上大多数事情,都是年轻的、比较不出名的、地位比较低的、财富比较少的人做出来的。[3]:202
    ——〈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1960年6月21日)
  • 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生不老、长生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规律的生与死面前,皇帝与贫民都是平等的。
    • 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
    • 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 我在世时吃的鱼多,我死后把我扔到大海里喂鱼吧。你们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向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你们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叫物质不灭定律。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编辑]

  • 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和空间无限。无限是由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动的。讲这些,是为了解放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个系统,有几十万人。要多想,不要死背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
  • 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10]:300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编辑]

  • 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11]:139
  •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发表讲话

党的三大工作作风[编辑]

  •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编辑]

  •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错误思想,使得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我们党现在已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抗日时期入党的,在他们之中存在着各种不纯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这些不纯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纠正。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显着标志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密切联系群众[编辑]

  •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着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批评和自我批评[编辑]

  •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它政党互相区别的显着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它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上的政治报告)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编辑]

  • 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从前讲“大贾深藏若虚”,做生意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如像没有一样。我们也是这样,要保持谦虚。在我们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
  •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
    ——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最后指出
  • 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学习忍耐。
    ——给陈毅的信(1944年4月9日)[12]:45
  • “欲速则不达”,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必然要失败的。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944年10月

注重调查研究[编辑]

  •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农村调查的序言〉,1941年3月
  • 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反对资本主义》,1930年5月,人民出版社版第3页
  • “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著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13]:219-220
    ——做兴国县调查,在整理后记中说,1930年10月

发挥主观能动性[编辑]

  • 不要等到问题成了堆,闹出了许多乱子,然后才去解决。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1955年

正确对待错误[编辑]

  • 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1942年5月23日
  • 事物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又是在发展变化的,人的思维的反映跟不上客观实际,就一定会犯错误……[6]:65-66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56年4月29日
  • 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分,过分了就要犯错误。[6]:70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1956年6月28日
  • 我们要使错误小一些,这是可能的。但否认我们会有错误,那是不现实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6]:70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1956年6月28日
  • 甚么叫辩证法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14]:275-278
    ——〈党内团结的辩证法〉,1957年11月18日
  • 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3]:197[4]:215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
  •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3]:197[4]:215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
  • 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3]:197-198[4]:215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

人民立场和群众路线[编辑]

  • 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

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编辑]

  •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5]:790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
  •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1031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78页
  •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15]:1193
    ——《和美国记者安那·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
  • 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1956年7月
  •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编辑]

参见:人民群众
  • 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
    ——致张闻天信中,谈到儒家旧道德之“勇”时,最早提出“为人民服务”,1939年2月20日
  • 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
    因此,今后应该注意:(1)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对于不能入党或不愿入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工作。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1939年12月1日
  • 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
    ——《论合作社》,1943年10月
  • 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作家“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 总是要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的讲演),这篇讲话后来成为“老三篇”之一(“为人民服务”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奋斗精神”是毛泽东提倡的共产党员三种精神。)
  •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
    ——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告诫全党,1945年4月23日
  •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上的政治报告)
  •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上的政治报告)
  • 《中国共产党党章》(1945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第一次明确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 总纲 第九自然段: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与提高人民群众的党悟。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内部的尾巴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
    • 第二条 凡党员均有下列义务:
      (三)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
  • 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1957年,毛泽东针对有些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
  • 我希望同志们勉为其难,为党担负这些担子,为人民艰苦地服务。
    ——1959年毛泽东的一个批语

毛泽东多次题字“为人民服务”:

  • 1944年11月15日,毛泽东为邹韬奋逝世题写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 1944年冬,毛泽东为党内刊物《书报简讯》题词“书报简讯办得很好,希望继续努力,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
  • 1945年5月1日毛泽东为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九团烈士纪念碑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1945年9月20日毛泽东为重庆《大公报》报馆职工题写了“为人民服务”
  • 1949年11月27日中央军委工程学校(简称“军委工校”)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题写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九个字
  • 1950年初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接见在苏联学习的革命烈士后代。烈士郭亮之子郭志成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写下了“为人民服务”
  • 1950年7月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到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学习,临行前毛泽东在李银桥的笔记本第一页上题写了“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勉励
  • 1960年冬毛泽东为曾在自己身边做过保卫工作的辽宁公安干部杨颖题写了“实事求是,努力为人民服务”
  • 1964年毛泽东为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题词“勤学苦练,为人民服务”
  • 1965年5月毛泽东为湖南省委接待处工作人员郭国群题词“加强学习,力求进步,好好为人民服务”
  • 1965年7月毛泽东为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高殿英题词“好好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
  • 1965年8月毛泽东为庐山疗养院钟学坤题词“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
  • 1965年9月15日毛泽东为庆祝人民广播事业创建20周年题词“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编辑]

  • 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1942年5月23日
  • 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14]:147
    ——提出文章题目可以考虑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日
  • 只要不是人,那末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有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所有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有些地方伤了人,现在不要搞那么样的改造。努力学习,除业务之外,除专业之外,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所进步,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时事,学点政治,这个东西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灵魂。……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一些,但是还是有许多新东西是受压抑的,碰上官僚主义者,碰到顽固派。……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说匈牙利事件一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搞了四条办法,大家看对不对。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要闹就让他闹够;第四,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我看将来问题还多。人心不齐,几亿人口,中间许多人会跟我们的想法不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许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也不见得不犯错误,有时知识分子犯起错误来还要更厉害。[14]:156-164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1957年2月27日
  • 为著维持社会秩序之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许多时候就行不通。何况政府与人民之间或者各部分人民之间已经发生矛盾,不去调查研究矛盾的情况,讨论解决的方法,单靠行政命令,会有甚么效力呢?至于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例如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那就更加不能采用强制方法了。[14]:214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自修稿第二次稿补充,1957年5月8日

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编辑]

  • 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
  • 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

统一战线[编辑]

参见:统一战线团结
  • 有纲领有原则的合作,如同朋友之间的道义之交,只有这种道义之交,交情才能长久。[2]:102
    ——〈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1938年2月
  • 斗争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

政治协商[编辑]

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 不能把它搞成国家机关。因为人大和国务院是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管理机关,如果把政协也搞成国家机关,岂不成了二元论了吗?这样就重复了,分散了,民主集中制就讲不通了。要实事求是,政协不仅是人民团体,而且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是党派性的机关。这不等于不重视它,而恰恰是重视它。共产党就是党派,也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它的价值并不因此而有所降低。

武装斗争[编辑]

毛泽东军事思想[编辑]

  •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论联合政府》,在中共七大上的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在汉口一幢公寓举行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根据中国当时国情提出的的著名论断,即中国内部没有民主,只能以革命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1927年8月7日
  •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
  • 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57年11月
  • 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十年内战[编辑]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名《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是红四军收到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后,林彪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回复的一封公开信。
  •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928年有关打击国民党军的建议[16][17]
红军长征[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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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中的相关条目:
参见:毛泽东诗词#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编辑]

参见:抗日战争
  •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 一、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并受南京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二、在特区政府境内施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三、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和史沫特莱的谈话〉(1937年3月1日)
  • 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他们要求各事,我们都同意,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18]:11
    ——〈洛甫、毛泽东致叶剑英电〉,1937年7月9日
  • “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18]:11
    ——在延安召开紧急会议,到会动员号召,1937年7月13日
  • 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18]:10
    ——〈毛泽东致张云逸电〉,1937年7月14日
  • “在持久战中领土与军队甚么最重要?军队较重要。军队失败,领土不能保。应向国民党提出保存军队是基本的,过去红军便是采用这个原则。”[18]:62-63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常被称为十二月会议[18]:61)上发言,1937年12月12日
  • 先生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
    ——给蒋中正的信(1938年)
  • “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5]:801-803
    ——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
  • “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䦨尾炎,医生把䦨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5]:828
    ——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演说〈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
  • “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18]:201
    ——在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座谈会上谈话,1942年3月31日
  • “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18]:172-173
    ——到南泥湾视察时,看到王震第120师359旅开荒生产取得成就,兴奋说,1943年9月
  • “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第一个形态,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第二个形态。……所以破坏整个宗派主义,首先应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18]:213-214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1943年9月13日
  • “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所有经验宗派的人,与教条宗派是有区别的,大多数是被欺骗的,不觉悟的。”[18]:216-217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1943年11月13日
  • “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18]:219-220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作报告,1944年4月12日
  • “现时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18]:239
    ——为林伯渠起草之致王世杰、张治中的信手稿,1944年9月27日
  • 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恩来电是转给你作参考的,他电中反映国民党及外国人的压力,我们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望按此总方针调节我们的行动,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
    ——发给彭德怀之电报,载于《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46页
  • “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甚么危险。……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18]:278-280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1945年8月23日
  • “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18]:280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1945年8月26日
  • 日本就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占了大半个中国。日本没有铁,没有石油,煤也很少。这三样东西都是美国源源不断地给日本送去的。[3]:187
    ——〈与蒙哥马利的谈话〉,1960年5月27日
感谢日本军阀[编辑]
  • 以后同日本军阀打仗,又和蒋介石合作。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1960年6月21日)[3]:201
  • 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胜利。”
    ——〈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1964年7月9日)[3]:383
  •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就夺取不了政权!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人民既不能觉悟,也不会团结起来,这样一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1964年7月10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真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对旧日军中将远藤三郎说的话,见于王俊彦《大外交家周恩来》(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 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斯诺:你想到了。)(毛主席):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19]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1]:169
  • 我们从没有军队,发展到三十万人的军队,结果我自己犯错,这不能怪蒋介石,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只好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座的,有我,还有廖承志同志。剩下的军队有多少呢?从三十万减至二万五千人。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二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啊?
    出处:文革期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解放战争[编辑]

  • 正太战役完成后,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击之,选击何部那时再定。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给聂荣臻的电报(1947年4月22日)
  • 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49年3月5日)
  • 美国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
    ——见于《“公者千古,私者一时”——雷洁琼访谈录》[20]

党的建设[编辑]

参见:中国共产党
  • 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指示》文件上作出的批示,1967年10月27日。这段话被称作“五十字建党方针”、“建党大纲”,成为1967年以来的中共整党建党工作的指导方针。
  •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作“吐故纳新”的指示,1967年11月5日

建国初期至文革前[编辑]

  •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奋斗自勉〉(1917年)[13]:41
  •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
  • 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
    ——〈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
  • ‘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15]:1473
  •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

开国制宪[编辑]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著,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14]:83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
  • 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12]:11-13
    ——同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拿起🇨🇳五星红旗图样说,1949年9月25日
  •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21]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修建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当天下午6时,毛泽东率领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碑的奠基典礼。1955年6月9日,毛泽东为纪念碑正面的碑心石题写了八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周恩来书写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起草、并在纪念碑奠基仪式上宣读的碑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 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项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2]:1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1949年10月1日)
制定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象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当然,我不是讲能造一辆,尾巴就可以翘一点,能造十辆,尾巴就可以翘得高一点,随着辆数的增加,尾巴就翘得更高一些。那是不行的。就是到五十年后象个样子了,也要和现在一样谦虚。如果到那时候骄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一百年也不要骄傲。永远也不要翘尾巴。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讲话,1954年6月14日

抗美援朝战争[编辑]

参见:朝鲜战争
  •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第230页
  •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1.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2.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3.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4.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今后,敌人还可能打,就是不打,也一定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比如派遣特务进行破坏。他们在台湾、香港和日本这些地方,都设有庞大的特务机构。可是,我们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经验,只要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我们是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的。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1953年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土地改革运动[编辑]

  • 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22]:21-22
    ——〈不要四面出击〉(1950年6月6日)

镇压反革命运动[编辑]

  • “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22]:42
    • 〈批转湘西四十七军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况的报告〉,1951年1月17日
  • “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23]
    • 〈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1951年1月17日
  • “南京方面,据二月三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七十二人,拟再杀一百五十人,这个数目似太少。南京是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二百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 〈对上海南京镇反工作的指示〉,1951年2月12日
  • “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22]:42
    • 〈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1950年12月19日
  • “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
    • 〈转发中央公安部关于镇反的报告〉,1951年4月22日
  • “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 〈在邓小平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综合报告上的批注〉,1951年5月9日
  • “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 〈华东局拟以华东公安部名义发出的执行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具体方案〉(1951年5月28日)

社会主义改造[编辑]


反右运动[编辑]

  • 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来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然后让人民看清楚,人民就认识他了。我们是一逼一捉,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
    ——在汉口会议上讲话,1958年4月6日

知识分子问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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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知识分子
  •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22]:452
  • 知识分子的身体也是不干净的,不但思想不干净。[25]
  •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林彪同志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干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
  • 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
    ——〈关于板田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

大跃进及其后果[编辑]

人民公社化运动[编辑]

三年大饥荒[编辑]

1959年庐山会议[编辑]

  • 所谓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说我这个人变来变去,我是蝙蝠。开始算是你们'俱乐部'的,后头又不算‘俱乐部’的了,退出你们那个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出处:《庐山会议实录》第298页
  • 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我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的一个儿子被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始作俑者是我,应该断子绝孙。
    出处:《庐山会议纪实》
  • “一个高级社(现在是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
    出处:《庐山会议实录(增补本)》第136页
  •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假如你们要登在报上,自找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26]
  • 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拉出来,有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27]

七千人大会[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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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苏核威胁到两弹一星[编辑]

参见:原子弹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 原子弹只是一只美国用来吓唬人的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其实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到原子弹问题
  • 研制导弹、原子弹,创建中国战略核力量、打破核垄断
    ——1956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作出的决策
    (1956年1月1日下午3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给解放军高级将领讲课时在黑板上写下“火箭军”三字。他预言导弹战将是未来战争必定出现的场景,建议中央军委组建一支专门的导弹部队。)
  • 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8]
  •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 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1957年11月18日于莫斯科,毛泽东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的讲话[29],引发震动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的恐慌“中国6亿人,我们才2000万啊”

论斯大林和个人崇拜[编辑]

  • 庆祝斯大林,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拥护自己的亲切的朋友。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1939年12月20日)[8]:657
  • 要讲心里有气,我也有一肚子气,主要是对斯大林。但是我没有讲过,我今天也只是讲有气就是了,甚么气我也不准备讲。实际上现在我也没有气了,至少是气不多了,时间过去了,斯大林死了。应当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曲线,它是按照辩证法走路的。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若干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又在回到辩证法。我很高兴,看见苏联同志们的一些辩证法的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还要征求意见。刚才赫鲁晓夫同志不是提出组织起草委员会吗?没有采纳的意见可以提出第二次,第三次。最后如果太多数认为不能采纳,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间来看究竟哪个对。如果实践证明提意见的对,而我们错了,比如讲,苏联、中国两党共同提出的这个草案错了,那么,我们就承认错误。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4日)[14]:268-269
  •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说
  • 也许有些根据。斯大林是个人迷信的目标,但是据说赫鲁晓夫完全没有这种事情。批评家们说,在中国人民中间有一些这种东西(这种感情或习惯)。(他们)这样说,或许有某种理由。也许,赫鲁晓夫就是因为丝毫没有受到个人迷信,所以才下了台……
    ——1964年,赫鲁晓夫遭遇政变被迫下台后,毛泽东答埃德加·斯诺问“苏联批评中国在助长个人迷信。这个批评有根据吗?”
  • 你说我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个人崇拜多呢!人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1969年毛泽东再答斯诺
  •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林彪)一吹,全党全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 以后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1966年7月,毛泽东指示中宣部负责人
  • 1967年9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刘丰等谈话时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1968年5月下旬,他又来到武汉,看到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吩咐统统摘下来。他针对林彪称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对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不久,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专门发出文件指示,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 他们为什么封我‘四个官’?什么永远健康,难道人生还有不死的吗?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的。他们把我吹得越高,将来气球穿泡了,就会跌得越惨,要粉身碎骨的……物质不灭嘛!
    ——毛泽东在武汉的宾馆看到报纸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后对身边的卫士们说
  • 现在不同了,崇拜得过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四个伟大”……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斯诺时说
  • 八届十一中全会,有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当时兵荒马乱,那时需要嘛!九大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位立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四个伟大,我就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中!
    ——1971年9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对浙江省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说
  • 1975年国庆节,毛泽东躺在病榻之上,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的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安慰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论防修反修[编辑]

论党内利益集团/新生资产阶级[编辑]

  • 看来,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是代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高薪阶层,包括那些收入很高的经理、作家、科学家,当然不是所有的作家、科学家,而是一些在银行存了几十万、上百万卢布的那么一些人,他们有一本支票,可以任意从银行里取钱。在苏联党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这个特殊阶层还包括社会上的盗窃集团和搞非法经营、搞黑市、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那么一帮子人,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的思想反映到《苏共纲领草案》中。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赫鲁晓夫讲的全民党是一种欺骗。现在苏联社会正在分化。要从经济上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是很不容易的,在意识形态上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长时期的事情,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甚至要几十年、上百年。这个高薪阶层对低薪阶层毫无人道主义,而赫鲁晓夫却大讲人道主义。其实,现在苏联社会是很不公正的、很不人道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已经出现了。还有反革命分子,还有帝国主义间谍。社会主义社会这么复杂,怎么能说是一个全民国家呢?
    ——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第463—464页

论亡党亡国[编辑]

  • “南沙不能丢……丢了就要亡党亡国……”
    ——197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听取其侄子、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汇报的新华社关于西沙、南沙考古工作的报道时说
  • “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东西。食堂、托儿所、公社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巩固与垮台是对立的两面,我们的决议是为了使它巩固,如果不垮几个就不好巩固。譬如,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幸福院不幸福.还有什么优越性?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也不会垮,是不切合实际的。搞的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中与张国焘分裂,高饶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海天都要脱发、脱皮,这就是灭亡一部分细胞。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饶事件、莫洛托失事件是中型的。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错误。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讳灭亡这种可能性的,我们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一千零七十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苦战三年能否改变?三年恐怕不行。苦战三年,只能改变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四年,共七年时间,就比较好了,就名符其实了。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恩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万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几。三十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一九二七年大失败,以后又掌起枪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都要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没有坏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还有点阿Q味道,但是一点阿Q味道也没有。也不好活。”
    ——195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 还是我的那八个字:“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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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要“七八年再来一次”。
  • 八亿人口,不行吗?
    ——1975年12月31日在中南海书房里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女儿朱莉及其丈夫戴维时的谈话

文革伊始毛刘之争[编辑]

  • 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东西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
    ——〈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谈话〉(1966年7月24日)[30]:119
  • 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甚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
    ——〈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和大区书记谈话〉(1966年7月25日)[30]:120
  • 大,并不可怕。……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载1966年7月26日《人民日报》

炮打司令部[编辑]

  •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期间,8月5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并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由当日会议印发。这份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等“某些领导同志”,提出中共中央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正式全文发布: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30]:111
    ——〈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写的批注〉,1966年8月5日手稿
  • 你(刘少奇)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30]:124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上,1966年8月4日
  • 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甚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30]:124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上,1966年8月4日
  •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30]:124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上,1966年8月4日
  • 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30]:124-125
    ——有人在北京大学大历史系贴出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被监督北大文革的李讷汇报给毛泽东听了,毛泽东回应道
  •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30]:127-128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12日
  •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说他有能力吗?(聂荣臻说:这个人很懒。)
    ——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上的讲话,1966年10月
  • 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30]:154
    ——同波兰客人杨力谈话,1966年12月21日

不许整学生[编辑]

  •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
    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有靠在外面。
    有的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的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1966到了7月19日“毛泽东同志同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的谈话”(载《毛泽东选集》第七卷)
    背景:1963年到1966年“清理反动学生”运动;1966年毛主席下令“不许整学生”。

要文斗不要武斗[编辑]

  • 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以后不许打人。
    ——《关于打人问题》(1966年8月1日)
  • 第六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分清敌我矛盾。“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文斗,不用武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即《十六条》)

“文革”初期,发生了红卫兵强迫抄家、侮辱人格、打人伤人的野蛮行为。对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1966年8月,毛泽东至少两次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到“不要武斗”。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批评造反派说,:“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是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这年9月16日,毛泽东在浙江谈到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时,又一次对武斗提出批评,:’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搞喷气式、抄家、戴高帽子、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幸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对于发生在各派群众组织之间大规模的武斗,毛泽东称之为全面内战”。这种内乱的局面,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也是不愿意看到的。1967年底,他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为了解决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他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随着武斗的升级,毛泽东运用自己的权威,亲自出面制止武斗。1968年,他签发了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以制止发生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和发生在陕西的反革命事件”。不久,他又派遣数千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武斗激烈的清华大学,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在工宣队受到蒯大富等人的武力抗拒,造成5人死亡、731人受伤的严重后果时,毛泽东发了雷霆之怒。7月28日凌晨,他接见了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即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爱兰、王大兵,严厉地训诫说:“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接着明确提出:“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友人斯诺时,鲜明地表达了他反对武斗的立场,:“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呀?他又说,我没有踢呀,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第二条我很不高兴,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呀?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

  • 1960年代,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问:“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呼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 毛泽东:“这些人分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跟着喊;第三种人是伪善的,你千万别受这一套的骗。人总是要死的,任何人都避免不了要见上帝,这是自然规律,谁能活一万岁?”
    我最反感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虐待‘走资派’——那些罢了官接受再教育的党员和其他人,过去我们抓了俘虏不打不骂,还发了路费让他们回家呢!现在因虐待他们已经拖延了党的重建和改造。”
    第二件事就是说假话。有人一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实际上却在桌子下面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当被踢得那个人问他:“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还在这里吗?”
  •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30]:196
    ——1967年8月25日,周恩来单独约见杨成武,把“八七讲话”记录交给杨,要他立刻送给毛泽东看,当天上午杨立刻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30]:195-196
  • “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30]:167
    ——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1967年12月18日
  • “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30]:214-216
    ——紧急召见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等学校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1968年7月28日

毛泽东外交思想和实践及国际问题评论[编辑]

以我为主,洋为中用[编辑]

  • 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4月)[31]
  • 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
    ——〈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谈话〉(1972年7月24日)[30]:317

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编辑]

  • 这次共同宣言实际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涉及具体事,提的都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具体怎么做法。这次开会实质上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但是没有机构,由各党的领导人参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大家同意,不能强迫接受,每国的党也并不是其它支部。
    ——同哥穆尔卡第一次会谈时说,1957年11月6日[14]:264

中苏交恶[编辑]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
  • 苏联占领我们的领土太多太多了,其中包括沙皇帝国和红色苏联占领的。这些占领的领土我们没法数清楚,有的中国政府,比如说国民党政府和清政府,声明的比我还多。我现在是以国际法声明最少的部份,那都是有清楚历史根据属于中国的地方。苏联一共才不到两亿人口,其中一半都是侵略的人口,所谓的少数民族。它本是一个欧洲国家,现在把领土扩展到整个地球,渗透到中国,抢走了中国大量的国土。一百年以前,它取得的所有领土都是以行贿和武力占领其他国家或中国领土得到的。我们应该团结起来,结束它的侵略!今天如果你让苏联继续侵略中国,明天他就将侵略日本和美国。
    ——〈会见尼克松〉(1972年)

反对一切帝修反的世界革命外交路线[编辑]

  • 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
    •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在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发表之际,写下著名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在文中提出一条铁律,1949年8月14日

反美帝三大声明[编辑]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非洲来宾时,应当时在古巴避难的美国黑人领袖、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分会前主席罗伯特·威廉此前的要求,发表《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
  • “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1963年8月8日
  •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大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1968年4月16日
  •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五二〇声明》),1970年5月20日

“三个世界”和反苏统一战线[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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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第三世界[编辑]

  • 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
    ——〈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1964年7月9日)[3]:383

中美结盟反苏[编辑]

  • 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同尼克松谈话〉(1972年2月21日)[30]:324
  • 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一段话〉(1974年4月17日)[1]:524

暮年[编辑]

九一三事件前后[编辑]

  •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1970年9月6日[32]
  • 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都是没有法子的事,由他去吧。[33]
    ——答是否击落林彪飞机,1971年9月
  • 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34]
    ——答是否击落林彪飞机,1971年9月
  • 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他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党员、好同志。他能团结人。他跟我吵过架,但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30]:303
    ——向西哈努克亲王说,1972年1月
  • 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30]:335
    ——〈同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谈话〉,谈及林彪路线之实质,1973年12月17日

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编辑]

  • 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指出
  • 我们郭老,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30]:343
    ——〈同杨振宁谈话〉,1973年7月17日
  • 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30]:343-344
    ——〈同杨振宁谈话〉,1973年7月17日
  • 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
    ——与江青谈话时说,1973年8月5日
  •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会见外宾时说,1973年9月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编辑]

安排后事[编辑]

  • 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还有脚病。快了,要消灭了。[30]:330
    ——会见越南客人黎德寿,1973年2月1日
  • 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30]:331
    ——会见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1973年8月2日
  • 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了。上帝请我去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30]:331
    ——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1973年12月9日
  •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30]:358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73年12月12日
  •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30]:372
    ——〈给江青的信〉,1974年3月20日
  •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1]:374
    ——〈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1974年4月17日
  • 江青同志,你要注要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说“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30]:378-379
    • 〈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1974年7月17日
  • 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30]:389
    • 〈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的意见的传达〉,1974年10月20日
  •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30]:393
    • 〈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年11月12日
  • “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至嘱。”[30]:393
    • 〈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年11月20日
  • “‘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30]:396
    • 〈周恩来起草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1974年末至1975年初
  •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30]:398
    • 〈关于理论问题同周恩来谈话〉,1974年12月26日
  • “将来她(江青)会跟所有的人斗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30]:402
    • 〈同王海容、唐闻生的谈话〉,1975年1月
  •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30]:402
    • 对江青说,1975年1月下旬
  •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强造也不好。”[30]:406
    • 〈关于释放战犯问题的意见〉,1975年2月27日
  • “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甚么照样搞呀?为甚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30]:415-416
    •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75年5月3日
  • “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30]:434
    • 〈同邓小平谈话〉,1975年9月24日
  • “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30]:441
    • 《讲话要点》,1975年
  • “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30]:448-449
    • 同毛远新谈话,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1976年1月21日
  •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1]:488[30]:452
    • 中共中央印发之〈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
  • “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3]:444
    • 江青谈话,〈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1975年7月14日
  •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甚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馀都是目。”[30]:451
    •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
  • “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30]:458
    • 听取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谈话,1976年4月7日
  •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30]:463

论政治制度[编辑]

联省自治[编辑]

  • 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
    ——刊《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07页
  • 湖南自治是现在唯一重大的事,是关系湖南人死生荣辱的事。我劝湖南人,我劝我叁千万亲爱的同胞,爹妈死了,且慢去埋,大家来将这自治的海堤筑好再说。
    ——〈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刊《大公报》,1920年10月7日
  • 我们这四千年文明古国,简直等于没有国。……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甚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中国这块土地内,有中国人和没中国人有甚么多大的区别?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甚么大不了的关系?推究原因,吃亏就在这‘中国’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我的理由,不是段琪瑞的统一论,也不是章太炎孙洪伊的法律论,我只为要建设一个将来的真中国,其手段便要打破现在的假中国。
    ——〈反对统一〉,刊《时事新报》,1920年10月10日

国家[编辑]

  •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只能由少数人组成国家,五亿人统统变成国家哪能行?大学教授有什么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的当一世教授?工人、农民如何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的当一世工人、农民?[35]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1957年1月)
  • “不仅要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也要收复我国全部的失 地。这就是说满洲必须收复。但我们并不把中国以前的殖民地朝鲜包括在内。当我们收回中国的失地,达成独立以后,如果朝鲜人民希望挣脱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枷 锁,我们将热烈支援他们争取独立的战斗。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
    ——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1936年7月16日

宪政[编辑]

  • 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2月20日)
  • 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果不是这样做,照顽固派的做法,那就会亡国。为了避免亡国,就一定要这样做。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大家努力。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还要懂得,顽固派到底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不是顽固派,他们是可以进步的。以多数对少数,再加上努力,这种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说,事情虽然困难,却是大有希望。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2月20日)[8]:739

代议制[编辑]

  • 议员而不有职业的限制,则事实上仍然有钱的人当选,无钱的人落空……结果仍然是一种不利于平民的政治。
    ——在长沙《大公报》连续发表《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1921年4月25日至27日[36]:83

选举[编辑]

  • 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四个就一万多,那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
    ——〈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3日)[37]

民主[编辑]

  • 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38]
  • 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
    ——〈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2月20日)
  • 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玫词、问题与答复〉(1944年6月12日)
  • 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 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
    ——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等人的谈话[39]
  • 路透社记者甘贝尔: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 毛泽东:“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1945年9月27日)[40]
  • 民主这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

民主集中制[编辑]

  • 他们(接班人)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发表于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经济[编辑]

  • 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14]:16-17
    ——听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之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时说,1956年3月1日
  •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独立自主地搞建设〉(1958年6月17日)

人口和计划生育[编辑]

  • 中国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
    ——〈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的讲话〉,1957年2月
  • 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那是不行的。[22]:471
    ——〈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 你们要中国女人吗?我们可以给你们一千万。……这么一来,她们会让你们的国家充满灾难,损害你们的利益,我们国家的女人太多了……她们会生小孩,而我们的小孩已经太多了。
    ——在会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时作出上述建议,1973年2月17日(可见于美国国务院公布的1973至1976年的解密外交档案)

妇女儿童青少年[编辑]

妇女[编辑]

  • 三面铁网(社会、母家、夫家)坚重围著,求生不能……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36]:47-48
    ——就轰动长沙城之新娘赵五贞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内自杀事件,在1919年11月16日长沙《大公报》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一文,分析赵五贞自杀
  • 社会里面既含有可使赵女士死的‘故’,这社会便是一种极危险的东西。他可以使赵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男女之间,恋爱只算附属,中心关系,还在经济,就是为资本主义所支配……这便是女子被压制不能翻身的总原因。[36]:48
    ——在长沙《大公报》和《女界钟》发表《赵女士的人格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改革婚制问题》、《女子自立问题》、《‘社会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等九篇论文和杂感,集中抨击封建礼教和中国的万恶社会,1919年11月18日至28日
  •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壹(由壹国、壹省、壹县以至壹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地主政权,是壹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 壹概跟著动摇起来。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 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沈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 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壹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又有壹 处地方,因禁止贫农进祠堂吃酒,壹批贫农拥进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绅长褂先生吓得都跑了。神权的动摇,也是跟著农民运 动的发展而普遍。许多地方,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做会所。壹切地方的农民协会,都主张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做农会经费 ,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北乡各区农民禁止家神老爷(傩神)游香。渌口伏波岭庙内有许多 菩萨,因为办国民党区党部房屋不够,把大小菩萨堆于壹角,农民无异言。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 的,就很少了。这事,因为是农会委员长孙小山倡首,当地的道士们颇恨孙小山。北三区龙凤庵农民和小学教员,砍了木菩萨 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共同烧掉了,只有两个小菩萨名“包公老爷”者,被壹个老年农民抢去了, 他说:“莫造孽!”在农民势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了。农民协会是青 年和壮年农民当权,所以对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壹点,因 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至近年, 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最近农民运动壹起,许多地方,妇女跟著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 ,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壹天壹天地动摇起来。总而言之,所有壹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著农民权力的升涨 而动摇。但是现在时期,农民的精力集中于破坏地主的政治权力这壹点。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族神 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但是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 利之后。因此,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 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 然的结果。若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那就必被土豪劣绅借为口实,提出“农民协会不孝祖宗”、“ 农民协会欺神灭道”、“农民协会主张共妻”等反革命宣传口号,来破坏农民运动。湖南的湘乡、湖北的阳新,最近都发生地 主利用了农民反对打菩萨的事,就是明证。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壹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 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⒅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 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36]:48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青年[编辑]

  •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第一,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二,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第三,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
    ——《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谈话》,1957年11月17日
  •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谈话):
    • 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
    • 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
    • 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工农兵青年们,是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学习和娱乐休息睡眠两方面也要充分兼顾。
    • 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
    • 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个别人可能不称职,也不用怕,以后可以改选掉。这样做,基本方向是不会错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青年敏捷。这是自然规律。要说服那些不赞成的同志。

科教卫体[编辑]

科学[编辑]

  • 科学的东西,随便甚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
    ——〈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

教育[编辑]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 “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1952年6月14日
  •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41]
    ——〈春节谈话纪要〉,1964年2月13日
  •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
    ——和王海蓉同志的谈话,1964年6月4日
  • “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42]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
  • “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
  •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在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商品怎样交换,身体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1965年12月21日
  • “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
    ——接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
  •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中的“七·二一指示”

体育[编辑]

  • 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体育之研究》,1917年
  •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为新中国体育工作的题词,1952年6月10日
  • 你们打球赢了人家是好的,但光想赢人家也不好。双方打球是友好比赛,活跃文体生活。强队不要怕,弱队要鼓励。要尊重人家,要帮助人家,要帮助人家把你们赢了才好。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在湖北武汉搞调研观看篮球赛时提出,1969年5月

游泳[编辑]

  •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七古·残句》,1916年冬
  •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沁园春·长沙》,1925年
  •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水调歌头·游泳》,1956年6月
  • 游泳是锻炼身体,是对身体有好处的。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 青年人,应该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
  • 连我也感到上年岁了,但我还有精力,人也健壮。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独在中国其他河域里畅游过,还希望多游一点。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但我估计另外三位: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艾森豪威尔先生,可能要反对。
    • 杜波依斯回答毛泽东:“正相反,这三位很可能想见到你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尤其在河口附近游。”
      • “真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便近日内动身出发。就算是位旅游者好了。我不谈任何政治问题,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先生允许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
  • 斯诺回忆说:“我想,毛为了权力而付出的重大代价之一是失掉了周游世界的个人自由。他常说他很想一游美国。在保安,他告诉过我他希望能够见见大峡谷和黄石公园;最近中国大事植树造林也许得助于他对这两个地方的兴趣。我这次见到他时(编者注:1960年),他说他想要在还不太老的时候到密西西比河和波托马克河中去游泳。他认为华盛顿不会同意他去波托马克河,不过也许会让他到密西西比河中一游。‘在河口’他加了一句,那儿有50英里宽。”
    • “如果他们同意呢?”斯诺不失时机地问道。
      • “如果那样的话,我可以在几天之后就去,完全像一个游泳者。我们不谈任何政治,只在密西西比河游泳,并且只在河口游游而已。”

卫生[编辑]

  •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
    ——应邀为中国医科大学第一期毕业生(原红军卫校“军医十四期”)题词,1941年(1940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经毛泽东提议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
防治血吸虫病
  • 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的战斗号召,1956年2月17日(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把消灭血吸虫病摆在了“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的首位。)
  •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晓,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发表于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
批评卫生部
  •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经整理后被称为《六·二六指示》。

历史评论[编辑]

论人类发展史[编辑]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
ZhíJu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贺新郎·读史》(1964年春),最早发表于1978年9月9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1978年第9期
  •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
  •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
    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
    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
    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么?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1942年5月23日)
  •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

评论历史人物[编辑]

详见:毛泽东点评历史人物

评论史书[编辑]

详见: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文学评论[编辑]

诗歌评论[编辑]

另见: 毛主席诗词
  • 诗经》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
与陈毅论诗

陈毅同志: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西行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不因鹏翼展,那得鸟途通。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廿一日

(载《诗刊》一九七八年一月)

小说评论[编辑]

  • 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
  •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先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关于〈水浒〉的评论》(1975年8月14日)[43]

评论虚构角色[编辑]

孙悟空[编辑]

  • 孙行者是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习他呢?孙行者反教条主义,敢作敢为。猪八戒是自由主义,但有修正主义,老想退伍。当然,那个党不好,是第二国际,唐僧相当于伯恩斯坦。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4月6日)
  •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961年11月17日)

待分类[编辑]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纪念白求恩〉
  •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 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82页
  •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订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1910年,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时,表哥文咏昌曾借给他一套《新民丛报》合订本;迄今发现毛泽东最早之政论文字,在其批注于《新民丛报》第四号《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写道[13]:18
  • 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
    ——1915年5月23日,迄今毛泽东留下手迹之最早诗作,是给同学易永畦挽诗[13]:31
  • 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44]:28
    ——关于求知,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15年9月27日
  •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36]:42-43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
  • “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而在中国则“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36]:43-44
    • 《湘江评论》第二号出版,刊载《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该刊第三号、第四号继续连载,1919年7月21日
  • “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先从研究入手……须以学理为根据……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注重有关系于现代人生者”[36]:46-47
    ——为问题研究会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出,1919年10月23日
  • “欺人太甚,有些难忍”[36]:59
    ——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说张敬尧祸湘,1920年6月9日
  • “湖南人应该更进一步,努力为‘废督运动’。怎样废去督军,建设民治,乃真湖南人今后应该积极注意的大问题”[36]:59
    ——直皖战争即将爆发,皖系无力挽回张敬尧失败,当晚张敬尧出走,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1920年6月11日
  • “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赞助此自决者,湖南人之友。障碍此自决者,湖南人之仇”[36]:59
    ——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民的自决》,1920年6月18日
  • “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著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36]:63-64
    ——在长沙《大公报》新开辟的“湖南建设问题”专栏,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坚持先分省自治后解决全国总建设之观点,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国之主张,1920年9月3日
  • “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36]:74
    ——写长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会友,回答蔡和森、萧子升等提出关于新民学会之方针、方法之意见,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1920年12月1日
  • “先生穿起长衣告诫我们工人,我们当然很感谢先生的盛意;但先生如果脱去长衣,站在我工人地位向我们尽忠告,我们不更加感谢先生么”;文章接著申明四点:(一)“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站在我们的地位来教训我;能够不为我们的师长,而降格以为我们的朋友”;(二)“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将事实调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视人家的人格”;(三)“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够下得身段,真真实实地教训我们……我们很愿先生能真个脱去长衣,辞去大编辑职务,帮助我们,干劳动运动……我们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我们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的好朋友!”;(四)“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替我们仔细想想,我们当用何种方法而后能读书和运动的机会?……我们非减少工作时间,不能取得读书的机会;我们非自己团结起来,自己创办补习学校,不能取得读书的场所”[36]:107-108
    ——以铅印活版工会名义写之《铅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书》在长沙《大公报》发表,1922年12月14日
  • “杀一两个人封闭一两个工会,固然是损失,但并不因此停止他们必须的活动,而政府方面受通国的责难……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至官厅文告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义之语,全违事实。工人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36]:106-107
    ——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身份,率领粤汉铁路、泥木、理发、铅印活版等11个工会之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瓒等20馀人,于11日会见长沙县知事周瀛干、省警察厅长石成金,12日会见省政务厅长吴景鸿,13日会见省长赵恒惕,就10个问题进行交涉,1922年12月11日至13日
  • “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这个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我们只知道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是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36]:112
    • 在《新时代》创刊号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1923年4月10日
  •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13]:44-45
    • 写下《沁园春·长沙》,1925年秋
  •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36]:145
    • 主编之《政治周报》在广州创刊,为该刊撰写之《〈政治周报〉发刊理由》,1925年12月5日
  • “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36]:145
    • 主编之《政治周报》在广州创刊,为该刊撰写之《〈政治周报〉发刊理由》,1925年12月5日
  • “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此点,黄兴、章太炎、宋教仁等一班右倾的领袖们只知道国内清朝贵族阶级是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45]:25
    •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1925年冬
  • “辛亥革命初成,同盟会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赞成孙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见之于实行,结果解散革命的同盟会,改组不敢革命的‘国民党’,并合了许多代表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团,使小地主阶级在国民党中成了绝对多数的支配者。……孙先生因此大愤,决志改组中华革命党,毅然提出‘革命’二字做了党的名称,不惜与小地主阶级领袖黄兴等分裂,以保持革命的正统。黄兴一派小地主领袖们为了怕革命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脱离了孙先生之后,另外成立了欧事研究会。不久加以扩张,招引许多大小地主加入,成立了政学会。我们只要看政学会中几乎无一个不是地主阶级,即可知道他们何以必须脱离孙先生,何以必须放弃革命,何以渐渐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由进步党蜕化而成的研究系相视莫逆,何以到近年竟组成了联治派(联治派乃由南方各省地主阶级近四年来欲组织而未成形的政党),拥护赵恒惕、陈炯明、唐继尧、熊克武把持西南各省的政权。”[45]:26-27
    •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1925年冬
  • “(孙中山)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45]:28-29
    •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1925年冬
  • “两年来尚未能将本党革命目标及方法,深入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之工农小商群众中……欲使本党之主义政策深入民众,惟有在关系民众本身利害之地方的或全国的大小事变之中,努力进行其宣传,始有实现之可能……欲求革命之成功,则国内国外之革命的联合战线,必须扩大而巩固之”[36]:153-154
    • 所作《宣传报告》,1926年1月8日
  • “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为本党中心问题。”[13]:118-119
    • 开始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1926年6月初
  • “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著酷热的太阳,冬天冒著严寒的风雪,搀著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13]:120
    • 组织编印一套《农民问题丛刊》,1926年9月1日第一辑出版时,写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谈及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
  • “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13]:122
    • 制定《目前农运计划》得到中央局批准,1926年11月15日
  •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46]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2月
  • “一、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二、此外尚有两条路︰①上山;②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13]:137
    •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搜捕和屠杀,1927年7月4日
  • “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连络。”[13]:139
    ——向中央提出《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要点,1927年8月
  •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47]
    ——《沁园春·长沙》,1927年9月
  • “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中华……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13]:187-188
    • 毛泽东起草、朱德毛泽东署名之《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1929年1月
  • “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11]:256
    •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
  • “㈠创造根据地;㈡钳制与消灭敌人;㈢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㈣保存与扩大红军;㈤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18]:19
    ——在洛川会议提出红军基本任务,1937年8月22日
  • “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18]:29
    ——根据战斗经验,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9月29日
  • “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18]:47
    ——《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1937年10月
  • “我认为过去中国抗战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只是死守一处,结果还会失守。……正规军分为作战兵团与守备兵团。过去共产党组织赤卫队及游击队有丰富经验,要告诉全国来学习。……战争的具体形势,内线外线的作战是互相交错的,日本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本。……我同意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大大发展党员,中央应有新的决议……只有大党才能提拔大批干部”[18]:66-67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1938年2月28日
  • “在不被敌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人,发动广泛抗日运动,如此方能钳制与阻碍敌向潼关、西安与陕北之进攻。只要无被隔断危险,决不应过早渡过河来,更不应不顾蒋令不顾友军渡过河来。为了保障将来转移便利,必须巩固吕梁山脉之转移枢纽,并布置太岳山王屋山(朱瑞处)工作。……即敌大举进攻潼关、西安、武胜关、武汉及陕北时,在取得蒋、阎、卫同意后,八路军主力及其他国军主力,应渡过河西、河南,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而留适当兵力位于山西各区,继续坚持游击战。……是政治局战略决定之基本精神”[18]:39
    ——致朱德、彭德怀电,1938年3月9日
  • “八路军主力移动后的部署,现在就要准备,应在各区域建立游击兵团。”[18]:39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言,1938年3月23日
  • “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18]:47
    ——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讲话,1938年5月10日
  • “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斗争是需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18]:70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1938年9月24日
  • “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18]:72-73
    ——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之口号,1938年11月5日
  • “蒋介石近来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都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更要限制我们。蒋之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18]:88
    •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汪精卫叛逃事件,1939年1月5日
  • “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18]:105-106
    ——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党内之指示〈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1940年1月28日
  • “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把他的攻势打下去了。”[18]:104
    ——致彭德怀电,1940年2月20日
  • 在国共关系中,“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就是防线的划定,现在我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作用”[18]:108
    ——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发言,1940年3月23日
  •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㈠我们有充足的力量;㈡尊重他们的利益;㈢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18]:108-109
    ——在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报告,1940年3月11日
  • “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求达‘和为贵’之目的”[18]:169-170
    • 致谢觉哉信,1941年8月5日
  •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5]:808-809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
  • “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18]:228
    • 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4日
  • 蒋委员长万岁!”
    ——在重庆双十协定会议谈判时期一次茶会上高呼,1945年10月
  • “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 〈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
  • “多则无力,不多不少则力量大”[12]:22
    ——称在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不能太多;关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些地方主要倾向关门主义
  • “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苏联也是共产党与非党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关门主义过去是有的,‘三怕’的说法就是证明。”[12]:24-25
    ——同绥远军区负责人谈话,1949年10月24日
  • “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十二月初动身去莫斯科。”[12]:36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王稼祥电,手稿,1949年11月9日
  • “我准备于十二月初旬动身。”[12]:36
    ——接到斯大林邀请电,致斯大林电,修改件,1949年11月12日
  •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㈠土地改革的完成;㈡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㈢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9]:70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开幕,毛泽东把主题报告定名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年6月6日[12]:80
  • “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12]:126
    ——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18日
  • “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12]:128
    ——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1日
  • “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12]:128
    ——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1日
  • “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即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12]:129
    ——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3日
  • “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12]:131
    ——致彭德怀、邓华电,手稿,1950年11月5日
  • “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12]:134-135
    ——致彭德怀、朴一禹并告金日成、高岗电,手稿,1950年12月26日
  • “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12]:147
    ——致彭德怀电,1951年1月28日
  • “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12]:164
    ——致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14日
  • “关于克拉克二月二十二日建议先行交换可以行走的重伤病俘虏一事,我方准备同意讨论此事,覆文尚须数日才能拟好,暂时不要向外边透露。……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著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12]:182
    ——致丁国钰并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3年3月23日
  • “规定的义务多了,权利少了,要放宽一点,使多数人能跟上去。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
    •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 “原则性要灵活执行。应当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有些法律条文要真正实行,也还得几年。比如婚姻法的许多条文,是带着纲领性的,要彻底实行至少要三个五年计划。‘不要背后乱讲’这一条,原则上是对的,但是不必写在团章上。反对自由主义是长期的,党内自由主义也还不少。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不要把框子搞得太小,主要是敌我界限要分明。”
    •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 “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真正了解,才能相信。”
    •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 “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22]:87
    •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 “我方对于政治会议的方针是,继续坚持和平政策,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进一步争取和平解决远东其他问题,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14]:85
    • 致电金日成,提出中国对双方分别派代表召开政治会议之意见,1953年8月15日
  • “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在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14]:90-91
    • 致电胡志明,全面分析越南局势,1953年11月23日
  • “如和谈成功则另作停战部署,目前应作和谈不成的部署,不可等待和谈。”[14]:95-96
    • 对中共中央军委致韦国清电报稿之修改手稿,1954年5月12日
  •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现在变成艾登他们口里的话了,变成尼赫鲁他们口里的话了,他们也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就是很大一个变化。这种变化,估计再有一个时期,只要东南亚这个问题和下来之后,会有个促进。所以,整个形势应当说是比较过去大为好转。”[14]:96-98
    • 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当晚毛在中南海住处召开会议,听取周关于日内瓦会议进展情况之报告,1954年7月6日
  • “一、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二、开始建立东南亚和平区域,建立合作并发展它,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或集体和平公约。三、与英国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四、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五、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某些关系——孤立与分化。六、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七、国内要团结,支持代表团,争取外交胜利。八、国内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有人怀疑圈子越搞越小,并非如此。九、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十、增强警惕。敌人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国内联盟和与苏新国家(苏联和东欧新民主国家)的和平联盟。门大开了,要团结、警惕。十一、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卫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14]:100-101
    • 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上讲话要点,1954年7月8日
  • “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
    • 〈驳“舆论一律”〉,1955年5月
  • “批评要是及时的批评,不要老是爱好事后的批评。”
    •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
  • “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 〈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
  • “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14]:38-45
  • “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14]:61-62
    • 主持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1956年8月30日
  • “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既是思想问题,那末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讨论研究的问题。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根据我们在革命时期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过去犯的错误是甚么,后头改正错误应该怎么改法,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馀,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完全肃清很难说,肃清了还会有,但是可以减少,可以大为减少。”[14]:64-66
    • 主持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体会议并讲话,1956年9月10日
  • “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14]:46-47
    •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致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
  • “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
    •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
  • “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末,甚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根据毛建议,八大通过之党章增加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14]:57-61
    • 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讲话,1956年9月13日
  • “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14]:46-47
  • “我们的胜利只有七年。我们的政权专政的职能,即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只剩百分之十了。由于没有这样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专政的范围缩小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首先需要人。要人们不恐慌,要党内不恐慌,要民主党派不恐慌。其次,是保护生产力。”[14]:77
    • 同英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1956年9月18日
  • “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14]:77
    • 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话,1956年9月22日
  • “将来要变成甚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14]:79-80
    • 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1956年9月22日
  •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
    • 〈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1956年11月
  • “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
    • 〈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1956年11月
  •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14]:149
    •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1956年11月15日
  • “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这一点,现在很多同志还不清楚。”
    •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1957年1月
  • “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22]:367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 “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22]:368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 “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6]:229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 “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末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那就是该批评的。怕批评,总是有弱点就是了。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人民范围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技术观点是好的,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都热心。但是,不要搞单纯技术观点。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关心新的政治,关心新的大局。我们有些所谓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14]:165-166
    •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结束时讲话,1957年3月1日
  • “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14]:144
    •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之结束语提纲归纳匈牙利事件产生之原因,手稿,1957年3月1日
  • “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
    • 《关于〈人民日报〉等报纸的理论水平的批语》,1957年4月26日
  • “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14]:11
    •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1958年2月18日
  • “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14]:327
    • 在成都会议上讲话,1958年3月22日
  • “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14]:339-340
    • 写一篇短文《介绍一个合作社》,在6月1日创刊之《红旗》杂志上发表,1958年4月15日
  • “我们的同志不要被大学问家、权威、名人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劳动人民蕴藏著的创造性、积极性很丰富,过去就是上层建筑——党和政府不提倡,或提倡不够,压制住了,没有爆发出来。现在开始看见劳动人民、六亿人口的这种创造性。去冬今春才开始爆发出来。我们现在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都爆发出来。……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14]:344-346
    • 以“破除迷信”为题,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第一次讲话,1958年5月8日
  • “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州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请叫空司注意:台湾方面可能出动大编队空军(例如几十架至百多架)向我反击,夺回金、马制空权。因此,我应迅即准备以大编队击败之。追击不要越过金、马线。”[14]:383
    • 看广州军区8月13日关于在深圳方向进行演习之部署给中央军委报告,批语彭德怀,1958年8月18日
  • “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14]:360
    • 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话,1958年8月21日
  • “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明年是否实行,到时候再看。”[14]:362
    •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话,1958年8月24日
  •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馀,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14]:362-363
    •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加写一段话,1958年8月29日
  • “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藉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14]:405
    • 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给福建前线部队,公开登载在当天《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 “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根本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14]:406-407
    • 同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谈话,1958年10月13日
  • “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馀,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48]:11
    • 在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徐水工作时谈话纪要,1958年10月21日
  • “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甚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48]:27
    •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3日
  • “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著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馀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6]:451-452
    • 〈一个教训〉,手稿,1958年11月25日
  • “蒋委员长毕竟是蒋委员长,他敢于当杜勒斯之面顶住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证明他仍然是个伟大的民族主义者。”
    • 在北京听陈毅传达情资后,1958年12月
  • “客观法则要研究它、认识它、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主义;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它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反映了客观,就变成了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也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这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符合实际的。要区别这两种情况。凡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49]:34
    ——〈关于谈哲学等问题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信〉,1959年2月2日
  •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48]:34-35
    ——为〈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手稿批语,1959年2月22日
  • “我一月有点烦恼,二月更加烦恼,赵紫阳那封信给了我很大的帮助。”[48]:35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1959年3月2日
  • “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48]:39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批评一些领导干部,1959年2月27日
  • “现在我们是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48]:41-42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再次强调所有制问题,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问题,肯定瞒产私分之合理性,并且作自我批评,1959年3月1日
  • “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幸得瞒产。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了。”[48]:42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再次强调所有制问题,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问题,肯定瞒产私分之合理性,并且作自我批评,1959年3月1日
  • “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六中全会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得担当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没有搞清楚,有责任。”[48]:44-45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1959年3月5日
  • “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48]:49-50
    ——正在武昌,指示西藏工委,1959年3月12日
  • “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3]:34
    ——对陶鲁笳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批注手稿,1959年3月30日
  • “一月二十六日的会议是我建议召开的。会前,我找了几个中央同志谈工业问题。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意见……武汉会议(武昌召开之八届六中全会)定的指标难于完成。我当时说,完不成拉倒。我从来就说,我们的总路线究竟正确,要观察,有待证明。”[48]:33
    ——在上海召开之中共八届七中全会,1959年4月5日
  • “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3]:41
    ——〈关于西藏平叛〉,1959年4月15日
  •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48]:50-52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1959年4月15日
  • “他(达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3]:44-45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1959年4月15日
  • “为甚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甚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48]:64
    ——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最后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主持最高国务会议,1959年4月15日
  • “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3]:49
    ——〈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
  • “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二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50]
    • 〈党内通信: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1959年4月29日
  •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3]:49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1959年5月6日
  • “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朋友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3]:66-67
    ——〈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1959年5月13日
  • “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3]:71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1959年6月11日
  • “中国有希望就是了。这还要靠你们帮助,靠世界上爱好和平人民的帮助,最主要的是保持和平环境,这是大家的最大利益。你们要和平,我们也是这样。”[3]:73
    •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1959年6月11日
  • “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3]:74
    • 〈如实公开报道灾情〉,1959年6月20日
  • “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甚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48]:77
    • 在韶山对随同之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说,1959年6月26日
  •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48]:118
  • “‘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馀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3]:75-82
    • 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之题目时讲话,1959年6月29日
  • “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3]:75
    •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1959年6月29日、7月2日
  • “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3]:78
    •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1959年6月29日、7月2日
  • “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3]:78
    •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1959年6月29日、7月2日
  • “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3]:79
    •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1959年6月29日、7月2日
  • “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和战争一样,打败仗可以认识规律,打胜仗也能认识规律,不能说只有打败仗才能认识规律。要从成绩和错误、缺点两方面来认识。我们为甚么搞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是鉴于斯大林走的弯路。农业长期短腿,大中小结合、地方和中央结合等这样的问题,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我们还算抓得快,改得快吧。……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炼钢铁的小土群转化为小洋群,否定了小土群,但小洋群不要否定,要注意缩短提高质量的过程。”[48]:91-95
    • 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1959年7月10日
  • “为甚么不让人家讲呢?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48]:103-108
    • 在庐山会议上讲话,会议主题从纠“左”转到反右,1959年7月23日
  • “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48]:110
    • 〈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手稿,1959年7月26日
  • “高指标成了一种负担。一改下来,我们担子就轻了。这是自己立起一个菩萨,然后向它拜。我们现在破除迷信,把菩萨打烂,重新立一个合乎实际的指标。……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所定的这条路线发生了问题。……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感觉到需要有一种空气,需要有一种民主,并且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因此我们感觉政治局扩大会议不够了,这个民主还小了,现在就请同志们,大家来开中央全会,这个民主大一些。……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那么,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有这种方法。……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了。”[48]:115-117
    • 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始举行讲话,1959年8月2日
  • “金门打炮每一个环节都是我跟总理搞的,如何打法等等。那么一个严重的局面,美国十二艘航空母舰来了六艘,第七舰队是他最大的舰队,搞边缘政策,护航。这个地方是美国军舰,这个地方是国民党军舰(主席讲这两句话时,摆两个茶杯作比。——记录者注)相隔这么一点。他这里铺起美国国旗也不动,他也不打我们,我们也不打他,我们专打国民党。这个事情不能粗枝大叶,要很准确,很有纪律,后头转到双日不打单日打,以后又搞什么告台湾同胞书这套东西。每天全世界的一切舆论,一切消息,你都要看完,每天两大本(指新华社编的内部资料《参考资料》——引者注),你才了解情况,才知道动向,不然怎么决策?开头我们不是在这里报告了吗?那个时候,我们跟张文白,还有许多朋友,都是一致的,要把金门、马祖搞回来。后头一到武昌,我不是跟你(指张治中——记录者注)一道吗?形势不对了,金门、马祖还是留给蒋委员长比较好,金、马、台、澎都给他。因为美国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么一个方针,如果我们只搞回金、马来,恰好我们变成执行杜勒斯的路线了。所以,十月间回到北京的时候就改变了,金、马、台、澎是一起的,现在统统归蒋介石管,将来要解放一起解放,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这样,我们就不会变成杜勒斯的部下了,不然他就是我们的领导者,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蒋介石不做总统。蒋介石不做总统,这个我们也不赞成的。美国人压迫他,不要他做总统,要陈诚做,讲好了的,蒋介石答应了的,陈诚也答应了的。后头我们这个消息使他知道了,他就有劲了,共产党支持嘛,(笑声)他现在决定做总统了,是蒋介石做总统比较好,还是别人做比较好?在目前看,还是蒋介石比较好。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14]:403-405
    • 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1959年9月15日
    • “那时他们做得不对,不应该把兵舰调来调去。美国人没有多大本领。他们以为我们(指中苏双方——引者注)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当时所以没有跟你们谈,是因为我们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的兵舰。你们走了以后,我们在八月中旬才决定打。美国人在黎巴嫩总是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生怕别人打他。美国人没有立刻弄清楚我们的目的,以为我们要打台湾,就把他们的军队从地中海、太平洋、西太平洋、日本、菲律宾调来。等到地中海舰队开到新加坡的时候,一看没甚么事情啦,就在新加坡下来啦,引起了印尼的恐慌。我们一骂,他们就退回到菲律宾去了,住了两个礼拜。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人这次部署很慌很乱。”[14]:382
    • 同赫鲁晓夫谈话,1959年9月30日
  •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3]:104
    •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3]:104
    •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3]:104
    •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3]:104-105
    •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3]:105
    •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识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3]:105
    •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3]:106
    •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绝对真理包括在相对真理里面。相对真理的积累,就使人们逐步地接近于绝对真理。不能认为相对真理只是相对真理。不包含任何绝对真理的成分,而到了一天人们忽然找到了绝对真理。”[3]:106
    •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3]:107
    •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3]:109
    •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3]:118
    •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3]:119
    •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我们读书也是波浪式的,读书之前要做别的事情,读了几个钟头以后,要休息,不能无日无夜地读下去。”[3]:120
    •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产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3]:130
    •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3]:133
    •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3]:139
    •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世界上的事情在变化,变化得特别快。”[3]:203
    • 〈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1960年6月21日
  • “胜利是逐步得来的,群众的觉悟也是逐步提高的。包括我们在内,也是逐步觉悟起来的。”[3]:203
    • 〈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1960年6月21日
  • “所以,说有所改变是正确的,说基本改变了是不符合事实的。你说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了,这是合乎事实的。革命工作的结果,把人解放出来了。”[3]:216
    • 〈同斯诺的谈话〉,1960年10月22日
  • “对。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虽然如此,我们不打。”[3]:217
    • 〈同斯诺的谈话〉,1960年10月22日
  • “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在一九六七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在现阶段,在很长时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人民公社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48]:212-213
    • 对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之紧急指示信稿之修改,1960年11月3日
  •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馀四项歪风的纠正。……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3]:220-221
    •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之指示,1960年11月15日
  •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3]:222-223
    • 为中共中央起草之转发甘肃省委关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之第四次报告之批语,1960年11月28日
  • “战败了,殖民地都没有了,这对日本有利。日本人民、革命的政党应当了解,这个失败不是耻辱,对垄断资本来说是耻辱,对人民来说是胜利。打败仗是不是好事情,是不是耻辱,你们应当展开争论。”[3]:245
    • 〈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1961年1月24日
  • “我看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外力的压迫是不会觉悟的。”[3]:245
    • 〈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1961年1月24日
  • “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是相当危险的。”[48]:232
    • 听取刘子厚汇报时插话,1961年1月26日
  • “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48]:243
    • 同陶铸等谈话简要,1961年2月25日
  •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四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著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48]:244-245
    • 在广东省委三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著重谈人民公社体制问题,1961年3月5日
  • “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48]:247
    • 在广东省委三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再次强调公社规模要划小,1961年3月5日
  • “穷富队拉平的问题,现在已经证明,对富队不好,对穷队也不好。必须对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区别对待。小队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社员户之间的矛盾。”[48]:252
    • 在广东省委小岛餐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讲话,1961年3月14日
  • “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饿死人,到一九六〇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48]:255
    • 同陈伯达等谈话,1961年3月19日
  • “问题没有解决就不要放着不管,就要讲,没有解决就是没有解决,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嘛!”[3]:277
    •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1961年6月12日
  • “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的,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是平反。”[3]:273-277
    • 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发表讲话,1961年6月12日
  • “我们有把握的、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则不甚了了。……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了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三年,还要碰大钉子。会不会亡国(蒋介石来,打世界大战)?不会。会不会遭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48]:277
    • 在中央常委和大区负责人会议上讲话,1961年8月23日
  • “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我们第一靠国民党留下来的工程师、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第二靠苏联帮助。我们讲苏联帮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厂,上海就没有靠苏联,苏联专家没有去过,全部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办学校也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我们自己没有大学教授。我们连唱戏也不会,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这批人对我们来说是宝贝。……我主要考虑的有哪些问题?首先是国内问题,其次才是国际问题。”[48]:279-281
  • “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13]:75
    • 与蒙哥马利谈话,1961年9月23日
  • “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48]:281-282
    • 与蒙哥马利第二次谈话,1961年9月24日
  •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 〈卜算子·咏梅〉,1961年12月
  •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得慢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48]:295-297
    •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1961年12月20日
  •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3]:289-304
    •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3]:293
    •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 “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3]:294
    •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著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3]:302
    •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 “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3]:306
    •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 “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著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失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3]:306
    •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 “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3]:307
    •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 “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3]:309
    •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3]:309
    •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 “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3]:309-310
    •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 “赛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为宜,请酌定。”[48]:327
    • 批示周恩来,1962年4月27日
  • “蒋匪军多数人是被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48]:331
    • 在新华社《关于蒋军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电讯稿中加写手稿,1962年6月11日
  • “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各种的瞎指挥,农业的瞎指挥,工业的瞎指挥,几个大办。一九六〇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讲这个问题了,就看出这个问题了。然后就开了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我现在再讲一点,关于我们怎么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改变,即:不管犯了甚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的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我们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一看二帮嘛。”[48]:355-358
    •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讲话,1962年9月24日
  •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51]:653-654
    • 1962年9月24日讲话加以整理,并经修改审定
  • “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48]:367
    • 从当天《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11月18日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当即在《参考资料》第五四〇六期上批示,1962年11月19日
  •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3]:320
    •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年5月
  • “受压迫的人民自己总是要起来的。”[3]:336
    • 〈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1963年8月9日
  • “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3]:336-337
    • 〈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1963年8月9日
  • “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30]:36-37
    • 〈同听涛克己谈话〉,1964年1月5日
  • “阶级成份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份论是不对的。”[30]:42-43
    • 〈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𢑥报时的谈话纪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
  • “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
    • 〈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一些插话〉,1964年5月11日
  • “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 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52]:87
    • 〈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
  • “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太阳系和这些恒星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有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3]:389
    •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1964年8月24日
  • “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3]:389
    •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1964年8月24日
  • “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3]:324
    •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1964年8月29日
  • “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53]
    • 〈关于总结经验的指示〉,1964年12月13日
  • “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 〈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1964年12月20日
  • “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30]:66
    • 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同刘少奇发生当面意见冲突,1964年12月20日
  •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30]:68
    • 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同刘少奇发生当面意见冲突,1964年12月20日
  • “就是要讲点民主。天天是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30]:72
    • 〈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12月28日
  • “好话要听,这不成问题,好话是爱听的,问题就是坏话。”[30]:72
    • 〈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12月28日
  • “正确的话同错误的话,两者都要听。讲得正确,当然要听。讲错了呢?你也得听下去。他批评你评错了,有什么问题呢?自己本身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那就没有问题,责任在那个批评者嘛。那你也不爱听?批评正确的要爱听。自己正确,人家批评的错了的,那更好听嘛。”[30]:72
    • 〈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12月28日
  • “在同志中间,不要使人怕。在敌人面前,要使他怕。你在同志中间那么凶,使人怕,那不行。我说,有鬼。不然为甚么怕你呀?凡使人怕的,他大概是道理比较少一点。”[30]:72
    • 〈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12月28日
  • “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样。”[3]:400
    •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
  • “中国很大,自己要办的事很多,也很忙。中国也是一个‘联合国’。”[3]:405
    •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
  • “今后的一千年比过去的一千年可能变化大。”[3]:406
    •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
  • “中国这个地方,美国军队来可以,不来也可以。来了没有什么很大的搞头,我们不会让美国军队得到好处。因为这点,也许他们就不来了。我们不会打到美国去,这我已经说了,你们可以放心。”[3]:409
    •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
  • “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这点有历史作证。我国忙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打出去是犯罪的,为什么要打出去?”[3]:409
    •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
  • “我们没有什么侵略政策可以放弃,我们没有侵略。可是中国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放空炮,就叫侵略?出了兵的,反而不叫侵略?”[3]:410
    •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
  • “中国内战取得胜利,主要是靠美国的武器,这证明没有什么外国正面的支持。实际上,南越是从美国取得武器。去年以来,他们不仅能取得武器,还补充兵力,经常俘虏南越伪军。这同过去我们兵源之一是蒋介石的军队一样,他们是受过训练的,是被抓来强迫当兵的,一经俘虏就能参加我军作战。”[3]:410
    •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
  • “要走不好,不走也不好,这使美国政府处于困难的境地。要美国撤兵困难,不撤也困难。哪里有点风吹草动,它就要派兵,就这么调来调去。”[3]:412
    •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
  •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30]:89
    • 〈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备战计划时的讲话〉,1965年4月28日、4月29日
  • “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30]:90
  • 〈同汪东兴谈话〉,1965年6月6日
  •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礡。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30]:89
    • 《念奴娇·井冈山》,1965年5月
  • “(陆)定一、康生、(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同志:此事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3]:419
    • 〈关于绘画、雕塑使用模特问题〉,1965年7月18日
  • “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30]:94
    •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1965年10月12日
  •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30]:103
    • 〈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1966年3月30日
  •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30]:107
    • 〈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
  • “事物不断也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30]:107
    • 〈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
  • “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定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54]
    • 〈同各大区负责人在杭州谈话〉,1966年6月10日
  •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甚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55]
    • 〈同各大区负责人在杭州谈话〉,1966年6月10日
  •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30]:114-115
    • 〈同胡志明谈话〉,1966年6月10日
  •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著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30]:116
    • 〈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 “人贵有自知之明。”[30]:116
    • 〈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 “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30]:169
    • 〈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67年1月22日
  • “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30]:169
    • 〈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67年1月22日
  •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30]:175
    • 〈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纪录〉,1967年2月12日
  • “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30]:175
    • 〈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纪录〉,1967年2月12日
  • “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甚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30]:180
    • 在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1967年5月16日
  • “有的‘四大’(指大呜、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搞得很惨,何必那么搞?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现在搞一下也没有甚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30]:193
    • 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讲话,著重如何控制局势,1967年9月4日
  • “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馀,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30]:194
    • 〈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纪录〉,1967年9月9日
  • “龙潜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捱打,挂牌子。为甚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30]:194
    • 〈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纪录〉,1967年9月9日
  • “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30]:198-199
    • 在武汉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1967年9月19日
  • “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甚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30]:199
    • 〈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纪录〉,1967年9月20日
  • 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30]:199
    • 〈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纪录〉,1967年9月20日
  • “我只要求你(干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甚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甚么要骂人?”[30]:201
    • 〈同阿尔巴尼亚党政军代表团谈话〉,1967年10月3日
  • “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30]:209
    •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1968年5月8日
  • “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30]:209
    • 关于武斗、造反等问题讲话,1968年5月11日
  • “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30]:229
    •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1968年5月20日
  • “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 〈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谈话〉,1968年7月28日
  • “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气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30]:219
    • 批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姚文元之一篇文章,把题目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在审改文章时把称颂“文化大革命”之惯用词“史无前例的”删去,并且写批语,1968年8月22日
  • “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30]:233
    • 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批示,1968年12月1日
  • “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30]:238
    • 〈在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一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上的批语〉,手稿,1969年1月
  • “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指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我就不赞成。”[30]:237
    • 〈同中央文革碰头成员谈话〉,1969年2月7日
  • “有人说,人家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不要紧,人都是有历史的嘛!人就是历史。”[30]:234
    •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1969年3月15日
  • “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这是第一。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30]:234-235
    •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1969年3月15日
  • “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作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聂荣臻不能只管一个国防科委,叶剑英只搞一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多吃几年饭,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小萝卜头有用,但他们没有经验。”[30]:235
    •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1969年3月22日
  • “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次犯错的同志,没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时一个没有丢。我们还是按过去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30]:235-236
    •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1969年3月22日
  • “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30]:236
    • 〈在修改九大报告时加写的一句话〉,手稿,1969年3月31日
  • “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30]:239
    •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主持下开幕,1969年4月1日
  • “现在扩大化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种主要倾向掩盖著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了解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30]:243
    • 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成部分召集人会议上讲话,1969年4月11日
  •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1]:40
    •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
  • “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30]:246
    • 鉴于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入侵中国黑龙江虎林县珍宝岛地区,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指示还击
  • “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甚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甚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30]:251
    • 听取军委办事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讲话,1969年5月26日
  • “人的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30]:251
    • 往武汉向工作人员说,1969年5月至6月
  •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 刊《人民日报》,1969年8月1日
  •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30]:315
    • 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之声明,1970年5月20日
  • “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1]:111
    • 〈同法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贝当古的一段谈话〉,1970年7月13日
  • “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30]:318
    • 〈对周恩来关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报告的批语〉,1971年3月15日
  • “这样就好。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我历来认为,同志之间有隔阂,有问题,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工作不顺利,有中央帮,总会解决。”
    • 〈在李德生报告上的批语〉,1971年4月24日
  • “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30]:289
    • 〈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谈话〉,1971年9月12日
  • “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
    •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1971年8月至9月
  • “要谨慎。第一军队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1971年8月至9月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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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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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的评价[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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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编辑]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七大前)
陈独秀瞿秋白(代)向忠发王明(代)博古张闻天
中共中央主席 毛泽东华国锋胡耀邦
中共中央副主席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华国锋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赵紫阳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十二大起)
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国家主席 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代)宋庆龄(名誉)李先念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国家副主席 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朱德宋庆龄董必武乌兰夫王震荣毅仁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李源潮王岐山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华国锋赵紫阳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刘少奇朱德宋庆龄(代)叶剑英彭真万里乔石李鹏吴邦国张德江栗战书
全国政协主席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李先念李瑞环贾庆林俞正声汪洋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王荷波刘少奇李维汉朱德董必武陈云乔石尉健行吴官正贺国强王岐山赵乐际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杨晓渡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沈钧儒董必武谢觉哉杨秀峰江华郑天翔任建新肖扬王胜俊周强
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 罗荣桓张鼎丞黄火青杨易辰刘复之张思卿韩杼滨贾春旺曹建明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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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 老子庄子列子(东周)→王充(东汉)→道教各分支、新道家
法家 管仲子产韩非申不害商鞅(东周)→李斯(秦)→贾谊刘安汉文帝汉武帝(西汉)→王安石(北宋)→张居正(明)→新法家毛泽东
墨家 墨子禽滑釐
名家 邓析公孙龙惠施尹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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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 许行
杂家 吕不韦(东周)→刘安(西汉)
小说家 屈原(东周)→虞初(西汉)→近现代中国小说家
兵家 孙武孙膑吴起
方技家 扁鹊(东周)→张仲景华佗(东汉)→孙思邈(唐)→李时珍(明)→近现代中国医药学家
杨朱学派 杨朱